從2004年擔任海南省政府采購中心書記、副主任開始，席傳亮已經在采購中心度過了近12個年頭。這讓他成為中國擔任政府采購中心主任時間最長的人。

　　用席傳亮自己的話說，他這11年多，都在專心替政府花錢。

　　“替政府花錢的，怎么樣也比不過替政府賺錢的。”從采購中心副主任再到2007年擔任一把手，席傳亮感覺民眾對于政府采購工作的認識，很不夠。

　　席傳亮20多歲時就做過國企廠長，經歷過農干校、鄉村教師的生涯。他笑說，如果一個人拯救一個瀕臨倒閉的工廠，給工人發工資，人們會說，這個人好厲害。但如果這個人為政府節省了上億元資金，反而會有很多人直接質疑，花錢的過程一定有腐敗。

　　曾經曝出的天價采購，“兩千元iTouch做優盤”“中石化天價吊燈”“中石化百萬元買酒”等，都為政府采購這項帶有神秘色彩的行為，賦予了可供遐想的空間。

　　“連曾經的一位副省長都和我開玩笑說，‘誰中標還不是你一句話的事！’”席傳亮無奈地說。

　　事實上，這條可松可緊的權力邊界，很大程度上，還是要看相關工作人員的自覺和敏感。席傳亮很明白，在政府采購的“潛規則”變成“顯規則”之時，工作人員是否懂得分權、放權，于公是保證公權力不被褻瀆，于私，是避免自己面臨巨大的誘惑，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。

　　他親眼見證過權力的誘惑讓人踏入深淵。他的上一任，上任兩年便落馬，因受賄罪判刑11年。“當時覺得他的工作狀態有點不對勁，所有的審批權都在一個人的手里，不下放。”那時還是做副主任的席傳亮暗自告訴自己，不要給自己和同事這樣的機會。

　　席傳亮顯然對人性不夠信任。他不僅不夠相信自己的員工，也不夠相信自己。他上任之后，廢除了曾經一個人操作采購項目全程的模式，改為分段式管理操作法。各職能相互分離，相互制約，相互監督，從源頭上杜絕商業賄賂。

　　因為，“一個人是說了不算的！要各個環節都通過才行”。

　　分段管理實施后，最先經歷的反對不是來自招標單位的，反而是內部的。招標單位和企業也有不滿。席傳亮說，阻力來自于可能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鏈條。曾經“打通”的關系，現在一個人說話不作數了，尋租鏈條斷了。

　　在這個高危的行業里，席傳亮說，他三分之一的工作都用來應對各種各樣的調查。因為觸及到某些人的利益，各種“告狀”從沒停止過。

　　席傳亮對告狀和調查已經習以為常，因為在2009年，他受到了一次“洗禮”。

　　2009年4月20日，海南省監察廳執法監察室的工作人員，來到了海南省政府采購中心，宣讀了《對席傳亮的嚴重違紀問題予以立案》的決定書。

　　“我聽后，一度暈眩，心如刀割，無比痛疾。”席傳亮在9天后寫給時任海南省紀委書記王為璐的親筆信中這樣說。

　　讓審查部門和同事沒有想到的是，被停職接受調查的席傳亮，仍然每天堅持去辦公室，和往常一樣上下班。

　　“我是清清白白的，我不怕接受檢驗。他們愛怎樣查就怎樣查。”時隔6年，席傳亮這樣解釋當時的行為。

　　調查中，席傳亮的愛人被叫去問話。調查組還去了讀初三的小女兒的學校，向老師詢問了她的家庭情況。

　　2010年，為期一年的調查結束了。席傳亮“清清白白”地重返省政府采購中心主任的工作崗位，信心十足。

　　“這次調查讓我更有自信了。我對我的下屬布置工作時非常有底氣，同時我對組織也更有信心，組織不會錯怪一個好人。”席傳亮說。

　　其實，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，他也后悔過，為什么不在之前有機會轉崗的時候就離開采購中心，就不用受這個冤枉氣了。

　　席傳亮覺得，雖然只是個處級的省政府采購中心，但海南的做法，在全國的政府采購行業中都算領先的。

　　而他并不認為自己有能力，將這個做法推廣到全國，甚至沒能力，在海南將他的做法形成長期制度。

　　1998年開始，我國許多推行政府采購試點的省（區市）先后建立了隸屬于財政部門的政府采購中心，執行本級政府的統一采購任務。自2003年《政府采購法》實施以來，各級財政部門與各級政府采購中心逐漸脫離了隸屬關系。

　　換句話說，各個省都正在且必須用自己的方法探索該省的政府采購辦法。

　　隨著經濟的發展，政府采購份額逐年增加，從事招標代理業務的公司隊伍也在不斷壯大。

　　席傳亮介紹，海南省2014年的政府采購份額約為40億元，經過政府采購中心的約為7億元，其余30多億元都是由100多家社會代理機構完成。

　　2003年元旦《政府采購法》的落地，使得社會中介機構、招標公司有資格參與采購。這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嘗試，初衷也是為了讓市場在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都能釋放活力。

　　據席傳亮的了解，目前，全國大大小小有幾萬家從事招標代理業務的公司，這支隊伍每年還在不斷壯大。

　　這是一直讓席傳亮憂心的事情。他說，由于缺少有效的監督和管理，社會中介機構為了能承接更多采購項目，從中獲取代理費用，會鉆政府集中采購不健全的空子，與采購人建立尋租鏈條。

　　“政府采購，用的是納稅人的錢，沒道理再從其中賺錢。”席傳亮說，社會代理機構的行為本身，就是對采購事業這項公權力的顛覆。

　　“我在2010年就寫過一篇幾萬字的論文《政府集中采購若干問題的思考》，曾把論文送給一些領導，估計有些領導看也不看就直接扔進了垃圾桶。”他說。

　　席傳亮的論文寫了35頁A4紙，遍數政府采購的問題，他甚至得出最為悲觀的認識：由于我國現行《招標投標法》、《政府采購法》兩部政府采購的法律，我國現行的政府統一采購制度形同虛設。

　　席傳亮說，中國的《政府采購法》借鑒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采購法，但無論美國還是歐洲的主要國家，政府采購均沒有下放給市場，而是作為一項公權力由政府控制，政府授權采購中心依法和市場打交道，而不是讓各個職能機構自行與市場打交道。

　　在中國，席傳亮看到的卻是一些集中采購的異化。“有的社會中介機構為了滿足采購人進行權力尋租的欲望，為了能夠拿到高額的代理費用，將供應商濫竽充數的產品提供給政府部門，招標公司通常會在供應商與采購人之間不斷地穿梭。”

　　“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，最終受到損害的是每一個納稅人的利益。”席傳亮說。

　　不光是社會代理機構，席傳亮所在的政府采購中心，仍然會收取法律規定的業務費用，再上交給財政。這也是席傳亮感到矛盾的地方。一方面，政府采購中心要不以利益出發， 為政府采購找到合適的產品和服務；另一方面，要與社會代理機構為同一塊蛋糕競爭。

　　更何況，席傳亮身為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的主任，又身兼監督招投標項目的職責。

　　2014年6月，海南省成立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，和海南省政府采購中心一起，由海南省政務中心管理，兩塊牌子一套人馬，席傳亮則成為兩個單位的一把手。

　　作為受監督的一部分，又去負責監督，席傳亮曾提過對政府采購監督辦法的改革方案和意見， 但尚未獲得通過。

　　即使政府采購工作如履薄冰，但席傳亮的個人愛好仍未放棄。

　　他花了8年時間，寫完并出版了《三國領導藝術》，書加印了幾次，發行數萬冊。著名文藝批評家謝冕為他寫序。如今，他還計劃出本關于《紅樓夢》的書。

　　對于退休后的生活，他很期待。兩個女兒可能已經成家立業，但席傳亮并不期待做一個和藹的外公。

　　他希望退休的日子被作曲、三國、鋼琴、寫作等占據。也許他還會重返老本行，開個工廠，做技術廠長。最重要的，他終于有時間學“有用的知識”了。

　　但眼下，席傳亮最焦慮的，是希望立刻就有一套完整的政府采購方案，用最少的錢辦最多的事，又能在監督下合法辦事。

　　“很難。”席傳亮大段地說完自己的暢想后，補充道，“我知道會有這么一天，一定有這么一天。但是，誰都不知道，這一天什么時候會來。”